第四百五十六章 “出宫岁月”
溥仪和那两位“太后”的内心充满恐惧!
当他们走进了国民革命军把守着的“北府”大门,进了溥仪亲生父亲载沣带着自己儿子进去的屋子后,溥仪环顾了一下这个由皇宫降到王府的地方,心中又充满了悲愤和仇恨。
这种恐惧和仇恨,从看见国民革命军代表送来的“大总统令”起,在两位“太后”的竭力鼓动下,就在年幼的溥仪心里燃烧着,进了“北府”,更加炽烈起来。溥仪一刻不停地寻思着,如何能逃出国民革命军的监视,尽早远走高飞,准备复仇。
溥仪临出宫以前,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“股肱之臣”,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自己脱离国民革命军的掌握。这
时,溥仪的“股肱”们都不在他的身边,他们奔走的结果如何还不知道,外边的消息全听不见,而溥仪却是急于想知道当前处境的危险程度,想找人商量商量当前应采取的对策。在这种情势下,溥仪的父亲让他感到了极大的失望。
他比溥仪还要惊慌。
记得那天他就没有沉着地站过一回,更不要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。他不是喃喃自言地走来走去,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,弄得空气格外紧张。后来,溥仪实在忍不下去了,请求地说:
“王爷,坐下商量商量吧!得想想办法,先打听一下外面的消息呀!”
“想想办法?好,好。”他坐了下来,不到两分钟,忽然又站起:“载洵也不露面了!”
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,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。
“得打听打听消息啊!”
“打,打听消息?好,好!”他走出去了,转眼又走进来:“外边不,不让出去了!大门有兵!”
“打电话呀!”
“打,打电话,好,好!”走了几步,又回来问:“给谁打电话?”
尽管溥仪登基的时候满清很快就灭亡了,但从小在那种环境之中长大,虽然才只有十三岁,但溥仪却还是显得非常唠叨。
他看实在没办法,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。
内务府大臣这时溥仪身边只有绍英一个人。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,治他的神经病去了,耆龄大概是忙着处理太监、宫女的问题,剩下来的绍英,他的情形比“王爷”好不了多少,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。
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,否则“北府”里的慌乱还不知发展到什么地步。
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了令溥仪安心一些的消息:经过他的奔走,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、日本公使芳泽等人已经找到国民政府代表,提出了“抗议”,王正廷向他们作了保证,溥仪的生命一定安全。
这个消息对“北府”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,但是对于溥仪父亲,好像“剂量”还不足。
溥仪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那些赶来见自己的“大臣”,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官员。
溥仪的第一个任务,是说明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。他们已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在荷兰使馆进行的磋商,所以,他们自然急于要知道以后的情形。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溥仪说话,只有醇亲王一人,在溥仪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,显然是漫无目的。
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,跑到溥仪跟前,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。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。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,意思是“请皇上不要害怕”。
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,完全是多余的,因为他显然要比溥仪惊慌。当他过来和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,溥仪有点不耐烦了。
庄士敦在一边说道:“皇帝陛下在这里,站在溥仪旁边,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?”
可是,他太心慌意乱了,以致没有注意到庄士敦这个外国人说话的粗鲁。接着,他又漫无目的地转起圈子来......
那天晚上,溥仪父亲的另一件举动,尤其令溥仪不能满意。
庄士敦到了不久,经过一番奔走,深得溥仪信任的郑孝胥来了。
他奔走的地方也是东交民巷。郑孝胥的同僚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,和日本有了往来。据罗振玉说,日本的竹本大佐是他先交的朋友。
溥仪出宫的头一天,由于情势紧张,罗振玉到天津找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想办法去了,郑孝胥受溥仪嘱托,也约会好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在次日见面。
他们见面之后,商定了一条计策,由竹本派出他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,穿上便衣,带着一名医生,假装送溥仪进医院,把溥仪运出“北府”,接进日本兵营。
按照这条计划,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“北府”。
溥仪当时的想法,是立刻就跟他们走的。但是,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都表示了反对。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的士兵,即使混过了他们,街上还有国民革命军的步哨,万一被发现,那就更糟糕。反对最激烈的是溥仪父亲,他的理由是这样:“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,可是那些国民革命军的来找我要人,我怎么办?”
两位“太后”似乎也因为太冒险,没敢跟日本人走,可是溥仪心里对父亲是更不高兴了。
溥仪的心情从总的来说,这天晚上还算好。庄士敦的消息说明外国公使在“关心”溥仪,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,又告诉了溥仪日本人的“热心”,溥仪不像刚才来时那么紧张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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